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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里诉麦迪逊  

2007-01-08 19:37:06|  分类: 法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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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伯里诉麦迪逊


    从司法角度来看,本案堪称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判例。因为它奠定了近代司法权真正的权威,该权威来自“法治”的本质,但却由名垂青史的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在一个荒诞、离奇而又复杂的政治性案件中创制的。这一被称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创制,看似在一个不无狡诘和诡辩嫌疑的判决书中得以确立具有偶然性,但在经历了两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效法的时空检验后,不能不说是具有伟大的意义。
    美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而是开会开出来的。这是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即“费城会议”。1787年5月在费城进行了近3个月的秘密讨论后通过了取代已执行了8年的《邦联条例》的美国宪法,经各州批准生效后,美国才真正成为联邦制的统一国家。从邦联到联邦,从制宪会议到批准宪法的全部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辩论。美国人自豪的地方在于:整个立国的过程是开会、辩论、智慧和“伟大的妥协”的精神,而不是诉诸武力。这个立国和制宪传统贯彻至今、无处不有,乃至于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 本案被马歇尔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难”,正是一个典型而并不光明的党派政治斗争事件却必须由堂而惶之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写照。
    本案发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也是美国第二、三届总统交接时。第二届总统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1800年大选,民主共和党的托马斯·杰斐逊击败亚当斯任第三届总统。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激烈。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政经济政策进行的。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汉密尔顿在第一届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他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这些主张遭到时任国务卿的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认为应从严解释宪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分享到较多的权力。两派意见在国会形成了两个投票集团,进而组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1794年改称民主共和党)。本案主角、被告、《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麦迪逊曾经是联邦派(还未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的核心人物,现在则与杰斐逊联盟,所以杰斐逊上台后即任命麦迪逊为国务卿。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力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权的争夺上,因为司法权并不受大选的直接影响。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原因辞职,尚未离任的亚当斯总统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接任首席大法官。1801年1月27日,该任命获参议院通过。2月4日,马歇尔就任首席大法官,但并未辞去国务卿职务,直至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政府任期届满。与此同时,仍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也赶在其任职终了前匆忙通过了两部关于联邦法院组织的法律,即1801年2月13日的《巡回法院法》和1801年2月27日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前者将巡回法院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后者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后者设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3月3日,即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任命。按照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当天午夜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马歇尔国务卿在这天夜里忙得团团转,在最终确认42名法官都已盖章完成了任命手续后,他将送达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詹姆士。但由于时间仓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状未及送出。
    第二天,即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对于联邦党人在离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权力到手,立即开始回击。首先,杰斐逊立即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将它们象垃圾一样的处理了。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最后,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之久。
    这真是一场奇特的政治斗争,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还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你可以在你的任期内任命,我可以在我掌权时不送达并且象垃圾一样处理任命状。在一般国家里,这样的政治事件只能是不了了之,因为政治权力毕竟是最有实力的,法律的力量还差得远。台湾李敖曾痛骂国民党当局将所有法律问题政治化,正是表明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能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可是本案发生在美国,这就注定了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终于有人跳出来,通过司法程序向政治权力挑战,要讨个说法。他们是本案的原告,马伯里及其他三个已获得任命却未接到任命状的倒霉者。依据1789年的《司法法》第13条,原告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国务卿麦迪逊,请求法院发出“强制执行令”,“强制”麦迪逊交出任命状。
    马歇尔大法官在上任之初就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根据前述《司法法》,最高法院必须而且有权受理此案。马歇尔历来认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结构中,司法权尤其是联邦司法权处于绝对弱势,现在正是加强司法权的绝佳时机,同时也可充分发挥自己非凡的才智。
    从理论上讲,分立的三权中,司法肯定是最弱的。首先,司法权按其本身性质是被动的,不告不理,不可能主动出击;第二是它“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无法支配社会力量;第三它要强制实施判决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设计了一系列保证司法独立,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措施,其中就有“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但宪法中未明确法院有此权。
    从现实上看,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司法权比理论上估计的还要弱。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所事事,据说在最初的十年里只判过一个案子,也很快被宪法第11条修正案否决了。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一个绝非等闲的人物,因不堪忍受无所事事辞职去做了州长。1800年,当他再次被提名任此职时,他写信给亚当斯总统说,他“离开了这个法院,并完全确信,在一种有着如此缺陷的制度下,它将不会获得必不可少的活力、力量和威望。”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堂堂的最高法院毫无权威可言,它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当政府的所在地迁到华盛顿时,最高法院被挤进参议院会议厅下面地下室中一间有损尊严的屋子里。当时有一个人写道:‘一个陌生人,在国会大厦黑暗的通道上转上一个星期,恐怕也无法找到这个管理着美利坚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偏僻角落。’”
    马歇尔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任的,而面临的头一个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权。不难想象他当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联邦最高司法权威,乘机也教训政治对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对方不理睬,判决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审理,则无论最高法院还是他本人将更难以面对国人。本案堪称绝妙的判决就产生于这两难境界之中。
    马歇尔首先作了一个试探:要求麦迪逊国务卿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强行判决,后果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歇尔作出了一份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任何人执行或者“理睬”的判决。他的逻辑是:第一、申请人有权得到委任状,因为任命程序合法,拒发委任状不是法律授权的行为,是侵权;第二、被侵权的人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第三、由于司法法违宪,最高法院无权发出强制执行令。这里的妙处在于:它自认无权却是在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的前提下作出的。那么,是谁赋予法院有权通过司法来审查法律呢?宪法确实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权天生就有这个职责:“应该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必定有必要对规则进行阐释和解释。假如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哪一个适用。所以,假如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假如法律和宪法都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法院必须确定,要么该案件适用法律,而不顾宪法;要么适用宪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由此,本案判决奠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基础。事实上,当时美国政治斗争的两党领袖和骨干们几乎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问题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达成“伟大的妥协”,这才是历史的主流。马歇尔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作出如此伟大的判决。他以回避政治上的正面冲突换得了司法权威的真正确立。他的智慧足以流传千古,而这体现在下面的判词中。

                             
判例
           马伯里诉麦迪逊
1803年2月24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如下判词:
“在上次开庭期,根据当时所宣读并提交书记官的宣誓书,批准了本案所称的法院命令,要求国务卿提出为什么不发给威廉·马伯里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县治安法官的委任状。
“任何理由也没有提出,而现在的申请是要求得到一份强制执行令。本案的特殊微妙性、某些情况的新奇性、以及处理本案要点的真实困难,都要求全面地解释各项原则,并由本院根据这些原则作出判决。
“法院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考虑和决定了以下问题:
“第一,申请人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第二,如果他有这个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受到了侵犯,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否为他提供了
救济?
“第三,如果法律确实为申请人提供了救济,是否由本法院发出法院强制执行令?
“法院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申请人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
状即为完成。
“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总统签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
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受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保护。
“因此,拒发他的委任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
的法律权利。
“这一点带我们来调查第二个问题:如果他有这个权利并且他的这一权利受到了侵犯,他的国家的法律是否为他提供了救济?
“民事自由权的真正实质当然包含一切人在受到侵害时有要求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
“如果要去除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们有责任查明:在我们的社会是否有人免于法律调查,或者受伤害一方被拒
绝给予法律救济。
“该案是业务交接性质吗?发出或拒发委任状的行为是否被视为纯粹的政治行为,仅仅属于行政部门专有,为了实施这一行为,我们的宪法给予最高行政机关充分的信任,而对于受有关这方面的不当行为侵害的个人,则没有任何救济? 或许这类案件不存在疑问,但是,由政府的各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行为构成的案件则没有被受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行政首脑的行为的合法性是否可以在法院受到审查,必须以该行
为的性质而定。
“根据合众国宪法,总统被授予某些重要的政治权力,在行使其权力时,他运用其自由
裁量权,并且仅仅以其政治品质对他的国家负责,并对他个人的良心负责。为有助于总统履
行这些职责,总统被授权任命特定官员,这些官员根据总统的授权行事,并执行总统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的行为就是总统的行为,无论对于运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方式
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仍然不存在并且不能存在控制裁量权的权力。权力的主体是政治性的,他们尊重国家,而不是尊重个人权利;他们被授予执行的权力,执行的决定是确定的。考虑到建立外交部门的法案,上述观察的适用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其职责是由该法案所规定的,该官员就是具体执行总统的意志。该官员只是使总统的意志得以传达的机关。作为官员,其行为从来不能被法院审查。
“但是,当立法机关赋予该官员其他责任时,当该官员被强迫执行特定法案时;当个人的权利依赖执行那些特定的法案时,他就是一个法律的官员,他的行为就要服从法律,其裁
量权也不能无视他人被授予的权利。
“这种论证的结论是:行政部门的首长是政治性的或行政机关的委托代理人,只是执行总统的意志或者依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宪法或法律裁量权而行事,最明显不过的是,他们的行
为只受政治性审查。但是,当法律授予他们特殊的责任,而个人的权利又依赖于他们有关责
任的履行的时候,同样很清楚,被认为受到损害的个人,有权求助于国家法律的救济。
“本院认为:马伯里有权利得到委任状;拒发委任状侵犯了他的权利,他的国家的法律为此对他提供救济。
“第三个需要查明的问题是:他是否有权得到他申请的救济?这取决于:第一,他所申请的强制执行令的性质;第二,法院的权力。
“第一个问题是强制执行令的性质。
“这个强制执行令,如果发出,就是发给一个政府官员,其对该政府官员的命令,用布
莱克斯顿的话来说,就是‘做其中已明文规定的事情,这种事情属于其职权范围,并且法院
以前已确定,或者至少设定为符合权利和公正。或者,用曼斯菲尔德勋爵的话来说,本案中的申请人有权利履行公职,但却被排除了对该权利的享有。
“在本案中当然发生了这些情况。
“对于强制执行令提供适当救济,被发出强制执行令的官员在法律原则上必须是该命令所发向的人,而申请强制执行令的人则必须没有任何其他具体的法律上的权利。
“首先,关于向其发出强制执行令的官员。由于在总统和行政部门首长之间所存在的亲
密的政治关系,有必要对作为高级官员之一员的那些令人厌恶的微妙的行为进行法律调查;
也由于这种亲密的政治关系,也使人们在虑及这种调查的适当性时产生某种犹豫。经常给人
的印象是不作反应或审查。但并不美妙,象在本案中,确认个人在法院提出的法律主张是法
院的职责,首先就会被一些人看作是企图侵犯内阁并干涉行政机关的特权。
“法院不大可能放弃对此种管辖的权利主张。法院一刻也没有怀有放肆、荒谬和越权的
企图。法院的权限仅仅是决定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调查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如何厦行其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职责。在性质上属于政治性的问题,或者根据宪法和法律应提交行政机关的问
题,决不能由法院决定。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侵犯内阁的秘密,而是涉及一份根据法律记录的文件,任何人只要支付10美分,法律就赋予他得到一份副本的权利。如果不是干涉行政机关认为它所控制的事项,行政官员的尊贵身份上有什么东西能阻碍公民在法院主张其法律上的权利,或者禁止法院听取公民的权利主张、或者针对职责的履行发出强制执行令,而且这些并不是根据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根据国会的特定法案和法律的一般原则?
“如果一位行政部门首长以其职务为幌子违反法律,使任何个人受到了伤害,就不能妄
称其职位本身使他免于以普通诉讼程序受到起诉,免于被强制遵守法律的判决。如果有这样
一种案件,因为其他当事人的指控,该案件准许这种程序,那么,他的职位怎么能够使他免
于被以特定方式决定其行为是否合法呢?但决定发出强制执行令是否适当,不是依据被发出
强制执行令之人的职位,而是依据所做事情的性质。如果行政部门首长是在行使行政机关的
自由裁量权,而这位首长又是行政意志的唯一机构,那么,在任何方面运用法院去控制其行
为,都会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拒绝。
“这仅仅是一个要求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案件,要么送达委任状,要么从案卷中得到一份
该委任状的副本,但这仍需要研究,
“本法院是否可以发出强制执行令?
“建立合众国各级法院的法律授权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司法法准许的案件中,向以合众国的名义任命的法院,或者持有公职的个人发出强制执行令’。
“国务卿属于以合众国的名义担任公职的人,明确属于上述规定之范围以内。如果本法
院没有被授权对这样的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必定是因为该法律是违宪的,因而绝对没有能
力赋予此种权力,没有授与其条文所声称授与的职责。
“宪法把合众国的全部司法权授与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命令和建立的各种下级法院。这项权力显然适用于根据合众国的法律所产生的一切案件;因此,也可以以某种形式适用于本案,因为所主张的权利是由合众国的法律所赋予的。
“在分配这项权力时,宪法宣布:‘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其他公使和领事,以及以州
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有初审管辖权;在所有其他案件中,最高法院有上诉管辖权。’
“在法庭上有人坚决主张,由于关于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管辖权的宪法授权是一般性
的,而且授予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的条款没有包含任何否定的或限制性的词语,所以,法院
在宪法上未明文规定的其他案件中的初审管辖权留待立法机关分配,如果这些案件属于合众
国司法权的管辖范围。
“假如宪法的意图是把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的司法权分配问题留待立法机关根据其
意志处理,那么,进一步限定司法权和授与法院管辖权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假如是这样解释
的话,该条款的后续部分就简直是多余的,完全没有意义的了。假如国会有给予本法院上诉
管辖权的自由权,而宪法则宣布其管辖权为初审管辖权,或者国会规定的初审管辖权在宪法
上则宣称为上诉管辖权,那么,宪法上所规定的管辖权限的分配就成为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
而已。
“确定性的词语在其运用中,对于其他描述对象来说是否定的;在本案中,必须对词语给予否定的或专有的含义,否则它们就会完全没有用处。
“不可能假定宪法上的任何条款都没有效力,因此,这样解释是不被承认的,除非词语
要求这样解释。
“建立基本司法体系的法律把司法体系分为一个最高法院和由立法机关命令和建立的许
多下级法院,然后列举其权力,并进而对其权力加以分配。对于最高法院,该法律规定它对一些案件有初审管辖权,而对其他案件则有上诉管辖权;宪法上的词语似乎是在一类案件中强调其初审管辖权,而在另一类案件中则强调其上诉管辖权。假如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没有使该条款失效,则有额外的理由否定此类其他的解释,而坚持其明显的含意。
“那么,为使本院能够发出强制执行令,就必须表明是行使上诉管辖权,或者有必要使
其行使上诉管辖权。
“在法庭上已经说明,上诉管辖权可以以各种形式行使,假如为上述目的发出强制执行
令是立法机关的意志,则该意志必须予以服从。事实是,该管辖权是上诉管辖权,而不是初
审管辖权。
“上诉管辖权的基本特点是,在已经提起的案件中它可以修订和改正程序,而不是立案。因此,虽然可以向法院发出强制执行令,但为送达文件而向官员发出这类强制执行令,在效力上与确认为该文件而提起的原始诉讼相同,因而似乎不属于上诉管辖权,而属于初审管辖权。在本案中,对于使本法院能够行使上诉管辖权,这却不是必要的。
“因此,由建立合众国法院体系的法律赋予最高法院向政府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显然没有得到宪法的授权,这就有必要查明:如此赋予的管辖权能否被行使。
“一件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否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对合众国有着深远意义
的问题;所幸的是,这不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复杂问题,似乎只需要承认某些长期以来已经确立和确定的原则。
“人民有为他们将来的政府确定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助于他们幸福的原则的原始权利,这
是已经确立的全部美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种原始权利的行使是一个巨大的努力,既不能也
不应该经常反复行使。因此,如此确定的这些原则被认为是基本的。从这些原则产生的权力
是最高的,而很少有法律是永久的。
“这种原始的和最高的意志组织政府,并向各政府部门分配各自的权力。它可以就此为
止,也可以建立一些各政府部门不能逾越的某些限制。
“合众国政府是后者。立法机关的权力是限定的和有限制的,并且这些限制不得被误解
或忘却。宪法是成文的。出于什么目的对权力加以限制,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对这些限制要予
以明文规定?假如这些限制随时可能被限制者超越,假如那些限制没有约束所限制的人,假如所禁止的行为和允许的行为同样被遵守,则有限政府和无限权力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这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要么宪法制约任何与之相抵触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么立法机
关可以以普通法律改变宪法。
“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要么是优先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不得以普通方
法改变,要么与普通立法法案处于同等的地位,象其他法律一样,立法机关可随意加以修改。
“假如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假如后者是正确的,那么从人民方面来说,成文宪法就是限制其本来性质上不可能限制的权力的荒谬的企图。
“当然,所有那些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是想要制定国家的根本的和最高的法律。因此,一切这种政府的理论必定是: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机关法案是无效的。
   “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成文宪法的理论,理所当然地被本法院视为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在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时就不会迷失方向。
   “如果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机关法案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法案还能约束法院,使法院有义务让其生效吗?或者换句话说,尽管它不是法律,还能如法律一样构成可适用的规则吗?
这将会在事实上推翻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东西,这种荒谬如此显而易见,当然是不能坚持的。然而,对此将给予更为认真的考虑。
   “应该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
件的人们,必定有必要对规则进行阐释和解释。假如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哪一
个适用。
   “所以,假如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假如法律和宪法都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法院必须确定,要么该案件适用法律,而不顾宪法;要么适用宪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假如法院认为应适用宪法,认为宪法高于任何立法机关的普通立法,那么,管辖该案
的应是宪法而不是立法机关的普通法案。
   “那些反对宪法应在法院被视为最高法律的这一原则的人们主张,法院必须对宪法闭上
它们的眼睛,而只看法律。
   “这一原则破坏了所有成文宪法的真正基础。根据我们政府的原则和理论,它会宣布一
个完全无效的法案在实践上则完全是必须遵守的。它会宣布,假如立法机关实施明显禁止的
行为,这样的行为尽管是明显禁止的,但在实际上是有效的。这将给予立法机关实际上的和真正的无限权能,而同时却宣称他们的权力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它既规定限制,同时宣布这些限制可以随意超越。.
   “这样就使我们所谓的政治制度的最大改进变得毫无意义。在合众国,成文宪法倍受尊
崇。一部成文宪法本身对于拒绝这种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合众国宪法的特殊表达形式提供了
有利于这种拒绝的额外论据。
   “合众国的司法权适用于根据宪法产生的一切案件。
   “在行使司法权时不考虑宪法,这是制宪者们的意图吗?一个根据宪法产生的案件能够
不审查宪法文本就作出裁决吗?
   “这一点太过分了,从而不能予以支持。
   “在有些案件中,法官必须查阅宪法,如果法官们打开了宪法文本,难道宪法的什么部分会禁止他们阅读和遵守?
   “宪法中有许多其他内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宪法宣布:‘对任何州出口的货物不得征税’。设想对棉花、烟草和面粉征税,而提起了税款纠纷的诉讼,在对这类案件作出判决时,法官应当对宪法闭上眼睛,只看法律吗?
   “宪法宣布:‘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的法案和追溯既往的法律’。
   “假如制定了这样的法案,而某人应根据该法被起诉,则法院必须宣判那些受害者死
刑,而宪法却规定保护其生命?
   “宪法还规定:‘除非有两个证人就同一明显行为证明有罪或自己在公开法庭坦白认罪,
任何人都不得被判处判国罪。
   “宪法在这里的规定是特别针对法院的。它直接针对法院规定,不能背离证据规则。假
如立法机关改变这一规则,并宣布只须一人作证,或在法院以外认罪,就足以定罪,宪法原
则就必须让位于立法法案吗?
   “从以上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可选择的规定来看,很明显,制宪者们精心地为法院,同时也为立法机关制作了作为规则的宪法。
   “为什么另外规定法官要宣誓效忠宪法?这种宣誓当然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适用于他们的公职性质的行为。假如宣誓被当作手段,并且当作公认的手段,那么强迫他们宣誓,该是
多么的不道德,因为违反了他们效忠宪法的宣誓!
   “职务宣誓也是由立法机关规定的,它完全表明了立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誓词是:‘我庄严宣誓:我将不因人而异进行审判,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给予同等权利;我将按照我的最大能力和理解力,忠诚地和公正地履行所有赋予我的职责,与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
相一致。
   “假如宪法不构成控制法官的规则,假如宪法对法官封闭,并不能被他们所审查?那么,为什么法官宣誓履行其与合众国宪法相一致的义务?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那简直比严肃的愚弄还糟糕。规定或进行这种宣誓,同样都是罪
过。
   “这并非是一个无价值的观察,在宣布什么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时,宪法本身是首先提到的;而不是合众国的一般法律,而这些只有按照宪法来制定,才能具有法律的地位。
    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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